席慕蓉作品:成长的痕迹

乡关何处

　　尼泊尔人是一种不大会排斥别人的友善的民族，无论是在宗教上或者生活上，他们都很有容人的雅量。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建筑上，就会让人看得叹为观止。这个海拔一千三百公尺的高原城市，原是加德满都盆地里三个古城中的一个，有很多街道在公元四到八世纪时就已经在那里了。千百年下来，印度教、佛教、还有佛教的一支——喇嘛教，盖了各式各样的寺庙，供奉了各式各样的神佛。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复杂的人种、复杂的阶级、复杂的衣着，把个加德满都城搞得象古代波斯人的细密画，满满的笔触，满满的变化，让人一时之间眼花缭乱而无所适从。
　　我们的尼泊尔导游是个很尽责的人，一路上都想把我们这十个人招呼到一起来一一为我们解说。可是，凭良心说，美景当前，除非真是有了特别的疑问，谁能耐下性子来听他的尼泊尔英文？总是听着听着眼睛就会溜到旁边去，然后，假装着要照相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就赶快跑开了。有点象在大学时逃课的那种心情，有两分对教授的抱歉，却被满满八分的重获自由的那种快乐盖过去了。
　　所以，他一直对我们不太满意，有一次还发了脾气，因为我们提出的问题，正是他刚才在车上用麦克风苦口婆心地向我们讲解了一路的问题。发了一次脾气以后，我们也乖一点了，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肯仔细地去听或者去揣摩了。
　　那天下午，我们要去参观难民营时，在车上，他郑重地告诉我们，请我们在参观的时候，绝对不要给难民什么东西，即使是他们向我们要，我们也绝不可以给，请切实遵守这一条规定。他那样郑重地要求我们，我们因而也郑重地答应了。
　　那时候，并没有想到这个诺言是这样地难以遵守。下得车来，一道象征性的院墙围着几幢破旧的房子。房子象工厂又象仓库，没有什么格局地排列着，好像是在市郊的一个山坡上，和刚才从市中心带来的那种眼花缭乱的印象成一种强烈的对比，整个难民营给人一种狭小、空落而又灰暗的感觉。
　　天下着毛毛细雨，车子开进院子，导游赶着我们进了左边的一幢房子里，说是让我们看制做地毯的连续过程，这是第一步：刷羊毛。
　　屋子就像一个普通的瓦顶平房，长方形的水泥地，比我们乡下国民学校的教室大，比礼堂小，两旁有窗户，室内却非常阴暗。二十多个人席地而坐，都是西藏人，有男有女，仔细一看，年纪较老的人好像都在刷一团团的羊毛，而在纺机前纺着羊毛线的都是些中年妇人。看我们进来了，有些人吃吃地笑，有些却面无表情，然后，有几个妇人就唱起歌来了，那歌的调子听起来很奇怪，不断地反覆，不悲伤也不快乐，听久了只好像有一种无奈的感觉。
　　我有点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同来的朋友有的已经开始照相了，也有人蹲下去和他们用手势交谈，我站在房子中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　　这时候，左边墙下一个老妇人对我微笑，她的脸很慈和，我忽然想我也许可以画她。于是，跟别人借了纸笔，蹲在她前面就画起来了。一面画，一面也拚命向她微笑，尽量向她显示我的友善与同情。一张画不好，又再画一张，在画好的那张上面签了名送给她，她也微笑着接过去了，然后在他的同伴之中传说，我在旁边傻傻地陪着笑。
　　站起来离开他们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我自己实在很无聊，做的是些没有意义的事，跑到老妇人面前给她画一张像也就罢了，竟然还签上个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这样又能给他一些什么安慰和什么帮助呢？
　　走出了这个所谓的工厂，紧邻着的是另一幢一样的建筑，只是面积稍微大一点，里面的人稍微多一点，采光与空气的流通并没多大的改善。屋子里放着两长列织地毯的机器，年轻的妇人坐在机前工作，也有些好像夫妻一样的中年人坐在一起。每块没完成的地毯前都坐着五六个人，也都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此唱彼和地唱着歌。靠窗边有小女孩两三个坐在一起合组一块小地毯，看见我们来就很高兴地对我们挥手，其中有一个长得特别美丽，双眼皮的大眼睛，象黑水晶一样发亮的瞳仁，笑起来象一朵玫瑰花一样的娇柔明灿，我不禁对她举起了相机。她知道自己的美丽，也知道我惊叹于她的美丽，于是在镜头前更爱娇地向我笑着。我一连拍了两、三张，她身旁的女孩子也把头凑过来。
　　她看我放下相机后，就向我伸出手来，嘴里小声地向我要钱。因为有导游的嘱咐在前，我微笑地向她摇摇头，心里想着告诉她：不行啊！孩子，不能随便向人要钱啊。
　　然后她就用手势比给我看，向我要东西，我看了半天才懂得，她是在向我要口红。我仍然微笑地回绝了她，心里觉得有点不对了，不敢再和她的眼光接触，赶快走开，到另一边去参观。
　　而在另外的那个角落里，有个男人在冷冷地盯着我看，他的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我没办法知道他刚才是不是一直在观察我们，可是我已经有点心慌了。他也织地毯，大概是休息，所以点着一枝烟对我望过来，好像望进了我的心里。知道我因为有导游的嘱咐做后盾，理直气壮地拒绝了小女孩那样小小的要求，而其实，她有权利那样要求的，我们利用了她的不自由给她照了相，也利用了她的不自由而不给她任何的报偿。
　　我不自禁地回过头再向窗边的那个女孩望了一眼，她也正瞪着我，脸上因为生气几乎显示出一种恶毒的表情。我赶快把眼睛转开，很想走过去对那个小女孩解释。我很抱歉，我是不得已的，请不要怨恨我。请千万不要让你美丽的面孔改变了模样，请千万不要。
　　当然，我是没办法解释的，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走出那间房子，赶快把这些都忘记。我们的导游正站在院子门口，我走过去问他，这些难民工作有没有酬劳？
　　他说：
　　“有啊！他们每天工作入小时，有酬劳，并且每周有一天假期。”
　　那他们有没有离开的自由呢？
　　“有啊！他们不高兴就可以离开。不过有的人回去只是探望亲友，隔不了多久就还是要回来，因为在那边的生活实在不及这边自由。也有人下山到加德满都城去，可是也不过找些工人或者侍者的工作，待不惯，又会跑回来。”
　　那么，除了在这一个破落的院子里待下去以外，世间竟然没有一条更好的路可以给他们走了吗？乡关何处？能回去的故里却窒闷得活不下去，能活下去的地方却又窒闷得无法发展。假如已经这样过了二、三十年，那么，难道不会又同样地再过二、三十年吗？老人死去，中年人变老，而窗前那些年轻美丽的小女孩的将来，在织了多少块地毯以后，将不过只是再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纺羊毛、刷羊毛吗？在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来参观时，再彼此无奈地唱着一些同调的歌吗？
　　又开始下雨了，细细绵绵地淋到身上，我觉得好冷。我没办法想象他们的心情。在加德满都的街上，有很多异乡人，他们大概是很早就出来了；能在这里安身落户，也要好多代好多代的时间吧。而在我身后的这一群呢？又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得到安居乐业的自由与希望呢？
　　想到他们也是我的同胞，我不禁对我们原来很引以为傲的富足，感到惭愧和不安了。
　　
　　　　七十年十月